太平军战事与全球茶叶贸易体系的重构
更新时间:2019-08-22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爆发的太平军战事,其烽火肆虐中国外贸茶区,造成茶叶供需紧张态势。战争导致茶区人口损失巨大,同时破坏冲击茶产业链,而且沉重的战争军费开支增加茶叶生产成本。由于国际茶叶消费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带来巨额利润,洋商对茶叶供应市场极为关注,而太平军战事则引发其对获得稳定持久茶叶供应源的巨大担忧。为获取茶叶并保证供应源的稳定,洋商除通过各种手段获取茶叶,还尽力在其殖民地如印度、锡兰等地培育茶树,试制茶叶,并获得巨大成功。在太平军战争期至战后中国经济恢复的时期,印度等茶叶外贸国迅速崛起,出口数额成倍增加;于是,茶叶供应由中国独家垄断之局向由中国、印度、日本、锡兰等共同供应的局面转变。因此,太平军战事开启了全球茶叶贸易体系的重构。

  新航路开辟数百年后,随着欧洲殖民者拓展殖民地步伐的推进,特别是鸦片战争打开中国门户后,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全球一体化步伐加快。太平天国战争正是在此背景下爆发的,并且它是一场范围广、时间长、破坏性大的战争。自1851年金田起义后,太平军转战广西,挺进两湖,并沿江东下,1853年3月定都天京,后又发动北伐和西征;在1860年底摧毁清军江南大营后,太平军向苏南、浙北和浙东发动进攻;纵横18省,历时十余年,先后攻占600余城。太平天国战争烽火肆虐了大半个中国,尤其对南方产茶大省造成冲击。近十年来,国内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的经济研究主要侧重于货币与财政、土地贸易等[1],而关于茶叶经济的研究甚少。其中,仲伟民的《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三联书店2010年版)一书,主要从茶叶贸易与鸦片贸易的变动和比较角度,揭示了19世纪中国社会的特点与危机,给予笔者诸多启迪。但该书并未将太平天国战争与茶叶外贸变动的关系,放到全球茶叶贸易体系中予以详尽考察。本文拟从全球史视域,聚焦太平军战事对茶叶产销体系中人口、交通、交易市场等产业链要素的破坏,以及其造成的税收政策的变动,探究其对中国茶叶贸易的影响,进而指出,其刺激其他茶叶外贸国的发展,并最终开启全球茶叶贸易体系的重构之门。

  中国唐代首创的榷茶制度,明确了官营茶园种植和加工茶叶垄断权。今晚开码结果。宋朝对榷茶制度进一步完善,即在全国范围内设置榷场六个、山场十三个,管理茶叶的生产和贸易活动,亦不许民间参与。后来各朝皆实行榷茶制度,只是对茶农生产的干预程度不同而已。

  明清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对接益加紧密,在茶叶输出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清朝茶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清初至雍正年间,行茶马法,这是延续了明朝茶法。第二阶段从雍正年间至咸丰年间,行茶引法,开始重视茶税的征收,起初税率较低,后来逐渐提高。第三阶段从咸丰初年开始征收厘金及茶税,茶叶税负加重[1]。至少在1828年及其前,中国供应国外(除日、韩)几乎全部茶叶的消费量。中国向英国、俄国、美国、加拿大、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和印度等输出茶叶,合计67203757磅[2]。当时中国外销茶叶贸易体系的线路图为:茶农→茶行→茶商→十三行商→洋商→外国消费者。这构成世界的茶叶贸易体系。在茶叶贸易最为兴盛时期,为占有和夺取更多茶源,洋商使用预定制,并逐渐发展为预买制[3]。而公行制度时期,规定广州为茶叶出口唯一口岸。根据相关记载,东印度公司许多年间输往欧洲的茶叶,95%以上是从广州运出的[4]。公行制度的设置是当时国际形势下清政府无法完全关闭大门、置身事外的权宜之计;因此,公行除进行茶叶等贸易事宜之外,还附带处理一些外交事务。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前,茶叶对外贸易基本形成北通俄罗斯、西通欧美、南通南洋的格局,恰克图、广州是两大对外贸易中心。同时经西北陆路、西南陆路、澳门、南洋也有部分茶叶出口[5]。鸦片战争后五口开放,与“泰西诸国通商,茶务因之一变。其市场大者有三:曰汉口、曰上海、曰福州。汉口茶,来自湖南、江西、安徽合本省所产溯汉水以运于河南、陕西、青海、新疆。其输至俄罗斯者,皆砖茶也。上海之茶尤盛,自本省所产外,多有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诸茶。江西、安徽红绿茶多售于欧美各国。浙江绍兴茶输至美利坚,宁波茶输至日本。福州红茶多输至美洲及南洋群岛。此三市场外,又有广州、天津、芝罘三所,洋南亦詹集焉”[6]。随着一大批通商口岸的开放,一批相当固定的茶埠形成。中国茶叶海外市场迎来了短暂的辉煌时期。

  这也从世界后起产茶国的首次输出记录中得到印证。印度种茶,始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7]。印度第一次出口茶是在1838年,那年有五百磅的茶运到英国[8]。日本到1858年《安政条约》后才出口茶[1]。锡兰加入茶的市场是在1883年,爪哇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加入[2]。当时“泰西诸国嗜茶者众”,刺激了各国植茶业的发展,“日本、印度、意大利艳其利厚,虽天时地质逊于我国,然精心讲求种植之法,所产遂多”。这些洋茶进入国际市场后,中国茶外销市场“未几渐为所夺”[3]。但在1852年前,中国绝对垄断地位明显。1849年中国出口茶(茶叶和茶砖)416447担(1担合50千克),印度出口1740担;中国茶占国际茶叶市场的99.58%[4]。1852年中国出口茶叶699867担[5]。1852年,印度茶叶仅对英国出口,达23.2万磅[6], 合2104担。中国茶占国际茶叶市场的99.70%。因此,1852年前,中国几乎独占世界外贸茶叶供应权,形成中国供应茶叶,英、美、俄等国消费茶叶的世界茶叶外贸格局。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虽然鸦片战争失败后《南京条约》的签订给中国茶叶外贸带来一些变化,即中国茶叶外贸由原来主要以广州和恰克图为口岸的两口通商发展为多口通商,但是,茶叶外贸的基本体系和运转程序并没有变化。由于中国在茶叶外贸中基本处于卖方垄断的地位,因此在1852年前,中国的茶叶贸易体系即为当时世界的茶叶贸易体系。茶叶从茶农手中被卖出后,经过茶贩、产区茶行、茶客、洋庄茶号、茶栈等环节,才到达洋行手中。有些有实力的“长腿”茶贩,可能与通商口岸的茶行直接联系,将茶叶直接运至口岸茶行那里[7]。这些皆属于量变的范畴,即口岸数量增多、环节增多、公行垄断变成公行和私行并存、洋商与中国茶商接触面扩大等,但中国供应全球(除部分产茶国外)几乎全部茶叶消费之局没有变。然而,此种贸易体系却随着太平军战事及其推进而发生变化。